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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图片除特别标注外，均由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提供。66本"戎马生涯"的回忆很长一段时间，"八年抗战"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记忆。很多抗联老兵、战士后人和东北学者无法认同这种描述。2011年，国家图书馆的中国记忆项目组动身寻找东北抗联战士，采集口述史。"我们开始得有点晚了。"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副主任田苗坦言，他们第一次去东北采访，参加的就是一位老战士的葬礼。第二年，另一位老战士蒋泽民被找到时，已经101岁，进入生命的最后阶段。他躺在沈阳的医院里，时而清醒，时而昏睡。在尚且康健的时候，他不知花了多长时间，用大小不一的本子写下从军回忆，足足66本，全都放在家里。封面上写着，"我的戎马生涯"。当项目组的摄像机对准他，想再听他讲一讲时，这位参加过东北人民革命军、在重庆谈判期间给毛泽东当过警卫员的老人，静静躺在病床上，面颊凹陷，一句话也说不出了。病床上方挂着纪念他"从军八十一周年"的红色条幅。东北抗联二军四团战士 蒋泽民项目组逐渐意识到，找人比想象中更难。"很多都是普通的战士，不是比较有名的，在哪个地方工作过、现在怎么样……都没有。普通战士很难有史料记载。"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的韩尉说。冯仲云曾就读于清华大学数学系，后来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。他写下《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》，遗憾有的战士"没能亲眼看见祖国的光复"，有的"连个名也未曾被人得知"。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、研究员王宜田多年研究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联第一路军。他估算，这支军队高峰时期有6000余人，但目前能找到的牺牲者名录，留下名字的，只有1000余人。许多战友彼此失去联系。老兵刘淑珍说，因为曾经生活贫穷，她没有去找过战友，"去也不一定能见着"。多年来，从东三省到北京，再到湖北、四川、新疆、广东，中国记忆项目组只找到30位已知健在的东北抗联老战士，他们性格各异。住在广州的干休所里的老战士卢连峰，反复念叨着"纪律"。他告诉项目组，要采访，得上级部门同意，还得遵守干休所的规定。项目组写了介绍信，还把干休所所长请到现场，他才同意讲述。而等待已久的潘兆会，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，对着镜头激动地掀开衣服，露出他受过枪伤的肚子。他用手比划着："子弹搁这边进，搁这边出来的，这肠子都出来了，我就往肚子里塞吧塞吧，用手巾堵上，再用裤腰带系上了。那是闰七月，光肚子打两回。"潘兆会说的那一仗，师长死了，部队散了，21岁的他负伤弃枪，回乡务农，直到94岁，没有人能证明他当过兵。耄耋之年的女兵，面对这些来访的陌生年轻人，会分享曾经难以启齿的秘事，比如在部队中来月经没法处理。"我生完孩子，也没有奶，也没有东西吃，小孩子也没吃的，一个星期左右吧，小孩就死了。死了以后，我又去找部队，跟着部队走了。"老兵李在德平静地说。东北抗联第三军战士 李在德 有人对着镜头唱歌："士兵原本是工农，为何来当兵……"这是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赵尚志教的。"赵尚志说，妹妹，你们都好生学，我们活不长啊，你们能活长，这些个歌吧，那你要能唱就唱出去，把这些歌给我宣传出去，能流传后代，是这么个意思。"抗联吕老妈妈的女儿吕凤兰记下了。"一光复我就唱了。我后来还给俺们孩子唱。（20世纪）五几年的时候，我当街道妇女主任，一到开会，就给她们唱。她们说，你还会唱歌？我说我会。"她把这首歌的故事又讲给项目组听。韩尉的理解是：他们将自己这辈子很重要、很特别的一部分，细致原本地拿出来给别人看。这些普通的战士，记住的都是个体微小的经历和感受。他们或许不懂宏观战场的布局与战略，但14年间的苦斗景象，依旧从他们的言谈与眼泪中浮现出来。东北抗联第五军战士 王明"你回去告诉王队长，我誓死也不叛变"冬天又来了。行军的队伍在山里蹚雪，走一趟过去，树枝把身上的棉衣左抽又刮，挂得哪儿都是棉花。"身上穿的衣服，无论冬天多冷，都露着肉。"卢连峰回忆。东北的冬天，零下三四十摄氏度是常有的。遇着没上冻的河，战士们要蹚水过，上岸走着走着，裤腿就冻硬了，迈不开步了。他们穿的乌拉鞋（东北特有的一种鞋，一般用牛皮或鹿皮缝制——记者注），里头填的乌拉草，走一走就磨没了。脚后跟冻破了，肉都翻着，骨头杵出来。"疼得有的人没办法了，就用脚尖走。"多年后，想起当年的场面，卢连峰仍觉得"看着很可怜"。常常有人这样牺牲——走累了，在雪地上靠着树休息，像睡觉一样，就再也起不来了。"冻死的人‘最好看’，没有一点痛苦的现象。"李在德回忆。有的队伍不像军队，卢连峰说，"像要饭叫花子。头发老长，脸黑黑的，手都是黑的"。有人怕冻掉耳朵，就用破布条把长得很长的头发拢起来，把耳朵绑上。东北抗联没有敌后根据地，敌人的数量是他们的数十倍，多数时候，他们只能在隐蔽的山区活动。有的队伍在山里住了5年，5年没见过被子。夜里点上火堆，几个人靠在一起睡觉。胸前烤热乎了，后背冻得冰凉。冻醒了，又翻身烤后背。没等后面烤热，前面又凉了。曾有个战士，突然抱着枫桦树笑——枫桦的皮是红色的，他以为那是一团火，就脱掉上衣，光着身子，笑着笑着，一会儿就没有气儿了。李敏记得，有一夜战斗后，队伍找到了一处没顶的房子，在里头烤火。"大家高兴了，就问今天是什么好日子，这零下40（摄氏）度啊，我们住上房子了。""苗司务长算来算去，今天是大年三十晚上，实际上就是1939年的春节。"李敏回忆道，为了庆祝这个夜晚，"苗司务长"从包里拿出一只破掉的牛皮乌拉鞋给大家吃，就那样放在锅里煮。1938年后，东北抗联的饥饿问题愈发严重。一份递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上写着："现在我们主要的问题便是供给，并不是争取大小军事胜利的问题。"提前埋好的粮食，要么让野猪吃了，要么让熊吃了。没东西吃，更没盐吃，战士身上浮肿，脸肿得互相认不出。"什么吃的都没有了，杀马吧。有的人还把马鞍背着，最后没有劲儿了，没有马了还拿着干啥，都扔了吧。"骑兵卢连峰回忆。东北抗联第十一军战士 卢连峰或者吃树皮，割下来拿水泡，再拿火烤，捣成糊糊吃，吃了就便秘。老兵于桂珍说，遇到危急情况，树皮也不能随便刮，怕暴露行动轨迹。抗联历史研究者史义军在走访中听过这样一个故事：大小兴安岭的狼群来了，饥饿的战士连端起枪的力气也没有了，等后续的战友过来时，就剩下了一副凌乱的骨头架子，没有皮肉的手还紧紧握着枪。山林里飘落着日军用飞机散发的传单。上面写着："诸君冰天雪地，饥寒交困，痛苦异常，缺乏生活兴味……抗日迷梦应行速醒，大满洲帝国王道乐土，诸君应速归顺，现在是良好机会。凡以前归顺者都得享安乐幸福……"曾任东北抗联领导人的周保中后来写道："在穷年累月不断的行军作战中，就是铁汉子也有的不堪苦累的。然而妇女却没有一个害怕苦累的，更没有逃亡叛变的。""冬天真难熬啊，熬不过去。"老兵黄殿君记得，打湾沟部落的那一仗时，他们已经7天没吃饭，"腿都抬不起来了"。战士们又说，打，宁可打死也不能被饿死。一个战士在执行任务时饿倒，给另一位战友留下遗言："我走不动了，不行了。你回去告诉王队长，我誓死也不叛变。"他们虚弱得连掩埋战友的力气都没有，只好将遗体安放在树丛里。李敏因此"觉得这个事业很伟大"。"你知道农村多么困难，死了人，拉出去就完事了。"她回忆起那个年代，"战友们牺牲了，大家都这么怀念，这多神圣，好像供老天爷一样的，所以觉得我们这个牺牲很光荣。""你这孩子，不害怕打仗？"乡下，一个穿着红肚兜的小男孩跑着玩。日本兵来了，见他光着屁股，哈哈大笑，上去逗他玩。小孩不搭理，日本兵把枪拿起来，上了刺刀，照着这个小孩的后背攮了进去，然后把小孩搭在肩膀上，满街走。86岁的老兵胡真一牢牢记着这一幕——"这个孩子当时还没死，还在哭还在叫唤，那血就满街地流，到处流，流在地上。这个时候我最恨。"九一八事变后，日军在东北地区展开大规模侵略，破坏基础设施、侵占城市、屠杀百姓，建立伪满洲国，让人们说自己不是中国人，而是满洲国人。日本军队走过乡村，东北女作家萧红写："乱坟岗子，死尸狼藉在那里，无人掩埋，野狗活跃在尸群里……每个家庭是病的家庭，是将要绝灭的家庭。""我参军的原因，主要是对日本人不满、恨。恨得不得了，就是这样。"胡真一说。东北抗联第五军战士 胡真一这一代东北人，在课堂上听的是"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家乡"。学识字，先写自己的名字，第二句就写"打倒日本帝国主义"。有的学校组建了抗日救国儿童团。李在德的小学校长是后来抗联第二路军总参谋长崔庸健。她回忆："那时候晚上经常紧急集合，老师带着我们，到老百姓埋人的坟地去抓特务，锻炼我们的胆子。"许多孩子从小就给抗联送情报，把信件编在辫子里。吕凤兰后来也想不通："跑信也危险着呢，有时候逮着儿童团的就给打死了。那时候的孩子都八九岁，怎么那么坚决呢？我也寻思。"17岁的胡真一后来参加抗联的妇女排，因为"敢随便张口就骂日本鬼子"，被提拔当了班长。"我家里一个人没有，都让日本人扔大江里了。"刘淑珍因此14岁就参军，在战场上"豁出死去抢那些伤员去"，连拉带扛，浑身是血。母亲是共产党员，被日本兵扔到井里牺牲，16岁的李在德此后跟着抗联的队伍走了。吴玉清15岁上山抗战之后，父亲受到牵连，被日本兵拷打致死。她跟部队要枪，"领导说你这孩子，不害怕打仗？"打仗是什么场面——卢连峰回忆："日本鬼子从那边上来了，戴着红领章，拿着战刀吆喝，也有骑兵来了。那炮打得，那榴弹炮啊，打得狼烟地动，整个一屯子打得，那就没办法了，鸡也叫，狗也叫，牲口也叫，就像刮台风似的，风草啥的，满天似的。"日本人擅长"拉网"战术。把整个山区围起来，然后一点点逼近，把抗联的队伍集中到一个山头攻打。山脚下都是日本的移民开拓团，提供后勤保障。李敏形容那种恐惧："过去没这样害怕，觉得头发好像立起来的感觉，这么怕，也很冷，觉得怎么肉皮都有点儿紧。"她一个人站岗放哨，突然听到了山下踩树枝的声音。"绝不是黑瞎子（熊——记者注），黑瞎子走得比这慢。这个是很有节奏的。我就问，‘口令，口令’，没有回答，说明不是我们自己的队伍。我特别紧张害怕，就端起马枪给他打了两三枪。"东北抗联第六军战士 李敏"心想这回可完了……"黄殿君讲起自己一个人作战负伤的经历："一拽子弹就剩10发了，一想完了，这时候一寻思也想家了，就哭了……我一摸还有俩手榴弹，行，最后还能扔手榴弹。"潘兆会17岁加入抗联，至今记着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说过的话：指着咱们这几个人打日本子（东北方言中对侵华日军的蔑称——记者注）打不了，中国地方大，日本人少，咱们就是分散他的兵力，起这个作用。"他讲这玩意儿讲得有理啊。"潘兆会说。自1932年起，中共满洲省委直接领导各地抗日武装，将散落的火种汇聚起来。1936年，东北抗日联军正式建立，下辖11个军，约3万人。在今天看来，韩尉说："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意义是非常重要的，虽然他们总体的军事力量并没有那么强，但是如果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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